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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基于行为的监管不应是针对一个简单的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而应该是基于算法的行为监管，监管需要去寻找数字空间里面最核心、具有风险的一些环节，包括客户触达和服务环节、与合作伙伴的交易环节、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和提供环节，并且应对算法本身的透明度、算法背后的理念和伦理等进行审查。

建议我国的机构投资者制定可持续投资战略，确保在进行资产配置时充分评估气候问题带来的风险与机遇。但是，对比碳中和的要求和可持续投资领域的国际最佳实践，国内许多机构投资者的可持续投资能力建设尚处于早期。

监管部门应进一步明确对外投资中所应遵循的环境和气候标准。加大对绿色项目和客户的支持力度，支持高碳行业客户的低碳转型，压降棕色项目和客户的投融资风险敞口。未来，在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界定标准的编制过程中，也应该强调同样的原则。将增强和发挥碳市场的金融属性摆到碳市场建设的重要位置，加强碳金融及衍生产品创新。明确界定棕色资产，开展对商业银行资产碳强度和碳足迹的核算，完善信息披露。

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加大对当地绿色项目贴息、担保等的支持力度。建议从如下几个方面推动构建支持转型金融的框架。资本项目可兑换不是指百分之百的自由化

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政府、企业以及家庭（或个人）这三大经济主体要实现收支平衡和财务平衡，也就是说，经济主体创造了多少财富，获得多少收入，就可以有多少花销。目前这方面的讨论也比较多，这也是一个判据。还有，在政策制定依据的阐述上，有些国家很少提到是基于实体经济的需要。2004年美国和中国的GDP分别约为12万亿美元和2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实力是中国的6倍。

其后在2010—201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都突出强调了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内容。与此相对的是，很多发达国家的理解及做法与我们是不太一样的。

因而在1994—2004年间，中美经济实力的统计差距逐渐缩小，但缩小的幅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显。这些也都是受相关政策取向的影响所致。最近在讨论到加密货币领域时，我国领导人就提出，那么多电力用在比特币的挖矿上面，究竟对实体经济有什么好处？特别是在一些加密货币已脱离了支付业，纯粹变为一种数字资产的情况下，更会产生这种质疑。中国在出现过度投机的时候，往往采取控制的做法。

第一，从国别的维度看，各国对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部分融资，被企业用于在二级市场交易或投资更复杂的衍生产品，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甚至有些走到0的地步，基本上完全离开了实体经济。在2010—2012年间，曾听到一种说法，说国务院这么多部委，除了工信部和农业部在搞实体经济以外，其他的部委都不搞实体经济。比如，我们国内禁止公开开办博彩业，过去有一些省市一直想搞赛马场，但中央始终都不同意。

（本文根据周小川会长2021年6月11日在陆家嘴论坛全体大会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发展上的主旨演讲整理而成。还有一些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的交易，可能离实体经济远一些。

1994年中国实行汇率改革以后的约10年间，人民币汇率开始稳定并略有升值。但现在有一些政策、一些市场做法，主要是高杠杆过度融资，慢慢脱离了这一原则。

关键是这个定价的用处到底是什么？同样，任何一样东西都会有对冲功能，它总会和它反面的事物产生对冲。另一个因素是90年代后半期爆发并一直持续到2003年左右的亚洲金融风暴。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我们指出某些金融科技方面的具体做法可能要注意服务方向的时候，有一些热衷的人士，特别是来自美国的人士强调，金融科技有非常强大、非常有用的定价功能，在风险管理上也有某种特定的对冲功能。总之，大家可以利用很多资料多维度观察、分析这个现象。与此相关的还有教育政策，我们在大学、研究生教育学科中部署了相当强的力量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上。大家知道，最近这些年，由于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的喇叭口缩小得非常明显，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国际关系的紧张气氛。

目前境内没有正式的博彩场所，后来还采取一些措施，控制境内人员出国（境）赴周边参加赌博，认为这些都不会对实体经济有帮助。这里需要提一下两个因素：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也遇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

当然，金融市场交易中也有一些业务主要是为了风险管理，还有一些可能被投机活动利用，对此也可以进行标度，比如，可根据某种金融产品、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的联系程度是松还是紧进行0-1区间的标度。客观地说，中国在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是做得比较突出的。

不管在哪个国家，无论是决策层面还是经济金融学的专家学者层面，针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实都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有些学者、政策制定者比较偏向强调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另外一些人则可能较少强调这方面。正和博弈实现的是双赢甚至多赢。

比较近年来中美经济规模及其全球占比的变化，可以看出这一差别。这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汇率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内曾经有一段时间比较热衷于讨论所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那时候多数人认为金融是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但此事后来也并没有明确的讨论结果。也就是说，一些稀缺的资源，包括人才、资本、能源、外汇等，究竟是引导它们去发展实体经济，还是将其投入一些投机色彩过重、容易产生泡沫的环节？短期内我们或许不一定能看出二者的差别，但时间长了一定会体现出很显著的差别。

他当时这个说法其实是在说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1、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认识的国际比较 中国历来重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强调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应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

很多发达国家都持有类似的看法，特别是美国的华尔街，金融业比较发达，所以更强调金融自身的特性。同时，国际上，包括美国在内，是不是也可以花一点注意力在这方面进行思考、研究，以便大家共同探讨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并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摆正，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地长远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的大约15年间，中国经济大幅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应该说会缩小中美之间的差距。所以，很有必要从理念上搞清楚，一些金融科技的发展方向是否致力于为实体经济服务。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约为1.8左右，到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至约8.7，所以尽管经济增长了很多，但以美元折算后显得差距还在继续扩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非常明确地提出，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但对于什么是实体经济，大家并没有明确的共识。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判别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呢？否则，各方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会强调自己是在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或许就是造成中美差距显著缩小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就有点像在赌场上，一方赢的钱只能是其他参赌方输的钱。如果讨论到有些脱离实体经济的做法和产品可能会引发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又会比较强调这些产品具有定价功能和对冲某些特定风险的功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实体经济必然要进行研发投入、设备更新、技术工艺提升、产品升级以至新建企业等，在此过程中需要投资，而为这种投资进行的融资服务包括银行提供信贷支持、资本市场融资，也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和金融市场提供的服务，这些都应该视作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不仅中国要继续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持之以恒地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件事办好。

如果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密切程度用0-1的区间衡量的话，中国强调金融要和实体经济保持紧密联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可视作偏近1这一侧。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的喇叭口真正迅速缩小是在2004—2018年。